福州的公鸡不长角

江宝章

在福州话中，有一个很奇特的叫法，即把公鸡叫作“鸡角”（角，福州音g??ük，读如福州话“菊”）。而且这种叫法又从公鸡延伸到一些家禽家畜，如把雄性的猪、鸭、犬叫作“猪角”“鸭角（雄）”“犬（福州音keing）角”等等。

这种叫法始于何时已无法确考，但至少在我们祖辈父辈那里就一直是这么叫的。从来没有人质疑为什么福州人会用“角”来称呼“公鸡”和部分雄性家禽家畜，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了。有人认为是缘于公鸡的外形：公鸡不都顶着硕大的鸡冠吗？就像长着一副大角，踱起步来，威风八面，顾盼生姿，一副睥睨天下的神态；有人认为是缘于公鸡生性好斗，四目相对，立刻厮杀，不分出胜负决不罢休。在人们的印象中，一般好斗的动物都长角，例如生就一副倔脾气的牛就长着一对长角。于是“角”又有了“角斗”的意思，如一个人桀骜不驯富有攻击性，人们就说他“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于是大凡好斗的雄性动物似乎都可冠以某“角”了。

这些说法看似有道理，但仔细琢磨又总觉得不像那么回事。“角”只是动物身体上的一种部件，偌大的中国没有听说其他地方有把“角”作为称呼雄性动物的名词的，如把公羊、公牛、公鹿称为羊角、牛角、鹿角（这种叫法更像是称动物身上的部件而非性别），为何独有福州地区把雄性鸡、鸭、犬、猪称作鸡角、鸭角、犬角、猪角呢？如果说因为公鸡、公鸭（公番鸭）头上好歹长有类似角状的冠，称其为“鸡角”“鸭角”倒也勉强说得过去，而雄性的猪、犬平头一个怎么也称“角”呢？

记得小时候街坊大人们在说这只鸡是公的还是母的时，有时是这么发音的：这只鸡是“公”（g?üng，音同福州话的“港”)的还是“母”（mo）的？那么，“鸡角”会不会就是“鸡公”的变音呢？“角”（与福州话“菊”同音）与“公”（与福州话“港”同音)发音非常相似。再查询福建其他地方对“公鸡”的读音发现，闽东、闽北、闽南、三明、龙岩、莆田等地（福州暂且除外），公鸡的叫法都是“鸡公”，尽管各地方言音调有差异，但都能听出是“鸡公”的发音或变音。又，翻阅《闽都别记》，发现其第八十六回文中有：“皆疑是数任前有一郡侯，随带一白鸡公”；第一○一回有：“正在骂间，忽走出一大鸡公来……”

《闽都别记》一般认为成书于清乾嘉年间，是一部运用了大量福州方言写作的小说，历来都被视为明清时期“福州方言区语汇宝库”。书中把白色公鸡说成“白鸡公”而不说“白鸡角”，“大鸡公”不说“大鸡角”而说“大鸡公”，也为几百年来福州地区（包括整个福建地区）公鸡就是叫作“鸡公”提供了有力证明。

福建之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山西、四川、重庆等地，也都有称“公鸡”为“鸡公”的。如四川、湖南有一道著名的菜叫“烧鸡公”，重庆“鸡公煲”更是风行全国；南方民间有“蜈蚣怕鸡公”“草蜢撩鸡公”的说法（福州民间也有，只是“公”变音成“角”）；福建广东百姓餐具中常见有“鸡公碗”等等。可见，把“公鸡”称作“鸡公”很早以前就是全国许多地方的普遍叫法。

从“鸡公”的叫法和福州话的发音，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古代人就是用“公”来指称雄性家禽家畜的，如鸡公、鸭公、猪公（《闽都别记》中也有叫“猪哥”）、羊公、犬公（也见于《闽都别记》）等等，前一个字指物种，后一个字指性别（“哥”也指性别）。而“公”（读如福州话“港”）的福州话发音与“角”（读如福州话“菊”）的福州话发音非常相似，随着时间推移，口语中“公”逐渐讹变成了“角”，鸡公、鸭公、猪公、犬公等等，就念成了鸡角、鸭角（雄）、猪角、犬角……今天福州地区（包括如泉州地区一些地方和建瓯等地）把公鸡叫作“鸡角”，都是“鸡公”的变音。时日既久，许多人渐渐不知“鸡角”的本字是什么，后人又望文生义，从“鸡角”衍生出种种解说，如长着角状鸡冠、好斗等等。

在语言的流传中，类似这种先是因音近而讹变，而后再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的例子非常多。如福州的渡鸡口，传说因铁拐李在这里度化了一只富有善心的鸡而得名，但实际上它的原名是“土街口”，因为地处十字路口，常常尘土飞扬，所以叫“土街口”。随着时间推移，“土街口”渐渐被讹传为“渡鸡口”，有好事者又给它编了一则神仙故事，原来的地名遂被衍生出的新地名所掩盖，本义越来越模糊，终至消失。

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但如果你以为琵琶女住的地方蛤蟆出没那就大错特错了。虾蟆陵原名“下马陵”，是西汉大儒董仲舒陵墓所在，因汉武帝每次路过都要下马步行以示尊敬故而得名。西安古音，“下”读作“虾”（ha）（福州音也读作“ha”），因此“下马”就讹变成“虾蟆”了。至迟在白居易时的唐代，“下马陵”已读作“虾蟆陵”，此后以讹传讹，本义遂失。

福州闽江北岸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地名“苍霞洲”，乃是在明代由原名“仓下洲”雅化而来，后世又从“苍霞”衍生出“苍霞晚照”的意象。

因为音形相近，或不同年代语音变化，文字在流传中常常发生讹变，导致最初字词和语义发生变形或丢失，这在语言学上是一种常态。《吕氏春秋·察传》中记载，有卫国读书人将“己亥涉河”说成“三豕涉河”，这是形近而误的例子；晋代葛洪在《抱朴子·遐览》中也说：“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文字经过几次抄写，鱼字就变成了鲁，虚字就变成了虎。文字在流传过程中发生讹变是很容易的；语音的流传也是如此，如“下马陵”误成“虾蟆陵”，“土街口”误成“渡鸡口”。所以，福州话“鸡公”被讹变为“鸡角”也就不足为怪了。福州“鸡角”本是叫“鸡公”，只是“鸡公”在口语中发生了变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