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路/摘自《平话》
闽侯县荆溪镇紧挨鼓楼区，镇政府所在地叫徐家村。徐家村有一座荆山，原名江屿山。早于徐姓2-3代在此地落脚的苏姓，曾为祖先苏轼建家庙——江屿庙。后徐氏日隆，苏氏渐微，江屿庙年久几至圮废。后徐氏族人筹资重建，因江屿山荆花浪漫改名”荆山境”，并将苏轼和徐氏祖先合祀其中。
暮春的徐家村笼罩在细雨里，这处被改造后的古村落，像是被时光折叠的纸船，在城市化浪潮中摇摇晃晃地保存着明清建筑的轮廓。然而当我再一次踏进同学家的老宅时，却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碰撞远比想象中剧烈，宛如隔世。十三厝的建筑主体中轴依次由门墙、回廊、前天井、前东西梓院、主座、后天井、后东西梓院、后回廊、后门墙组成，主体结构为穿斗式木架构，双坡悬山顶。前后有天井，梓院护厝格栅栏杆极具闽侯地方特色，主座柱础石雕、斗拱木雕雕刻内容工艺俱佳，平面屋面梁架格局保存完好。
同学的父亲跟我说，原来的建筑比现在要大，早年因为修公路拆除了西梓院一排。整座老宅能够在”地产大运动”的年代保存下来，也完全是个意外。站在十三厝当代艺术馆的天井里，木质穿斗构架在阴雨天呈现出深褐色的肌理。这座合院式民居，原是三进双天井的典型闽侯建筑，经过改造后将传统”游廊”转化为现代观展动线，玻璃幕墙包裹的图书馆悬浮在老宅正厅，间歇的阳光穿透百年木雕，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我同学的家，这样的老房子在我小时候的闽侯是司通见惯的。当年我同学住在通廊尽头的一间”披屋”里，我们坐在通廊的美人靠上聊天，他有强直性脊柱炎，过门槛的时候需要我帮他扶一把，现在那些门槛都不见了。
我同学家没有因为拆迁发家致富，十三厝是个大家族，我同学家作为一支后裔，维护并使用着祖宅，到拆迁的时候远在海外的家族后人都回来了，大家都有份。那时同学90多岁的奶奶还在，因为老人家不好租房，他们家优先分得一间75平米的两室一厅安置房。现在一家四口人，我的同学和他父亲住一个房间，他的哥哥住一个房间，她的母亲睡在客厅里。同学还睡在那张祖宅搬来的拨步床上，房间里有很多从前的老物件。
他们曾经的老房子里摆设着他们永远都看不明白的”当代艺术品”，后回廊正对门口挂着一台平板电视，循环播放着企业宣传片，后天井两边的院落里有年轻人在办公。曾几何时，那些房间的雕花门板上贴着我同学的奖状，与如今展厅里冷峻的不锈钢装置形成荒诞的时空交错。曾几何时，在夏日的夜晚我和他们一家人在天井里吃饭，并不觉得十分羡慕。我在洽浦村的外婆家也有这么大的天井，在洽浦拆迁之前我是随时可以回去过那些老日子的。如今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
“徐家村古村落风貌区”除了十三厝还有其他老建筑，其中“三落排”是村里体量最大的古厝，由三座并排的合院式民居组成，占地3800多平米，建筑面积4900平米，保存着闽侯传统建筑的恢弘格局。这座古村落正经历着一场静默的嬗变，而置身其中的每个细节，都折射着传统保护与商业开发之间的微妙博弈。村落的马头墙和古厝上赫然插着整列”女儿国”的紫色标旗，不伦不类。原来运营方想把这里打造成”女性主题街区”，在青瓦白墙间打造”一站式女性精致生活中心”，将这里的明清古厝改造为女性主题的美妆、手作、茶空间等业态，所以”女儿国”旗幡招展处尽是这一理想主义色彩愿景的具体呈现。
然而现实总比蓝图骨感。当我看见光绪年间的门楣下挂着奇怪的招牌，民国时期的雕花隔断变成直播背景墙，某种文化错位的荒诞感挥之不去。我们的文化街区总是不遗余力地想着怎么进行商业开发，然后吸引流量，哪怕只是一时的流量。这些都是财政宽裕时期的应景之作，但当”沉浸式体验”变成程式化的商业表演，那些真正承载集体记忆的生活痕迹，是否正在加速消亡？
从同学家离开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作为安置房的九凤花园和他的祖宅不过几百米的距离，原来这里有一个堤坝，一个在堤坝内，一个在堤坝外，短短几年时间却像是过了一个时代。暮色中的徐家村霓虹灯带渐次亮起，站在新旧时空的交界处，我突然理解了这个村落的挣扎：它既要作为活态博物馆延续文化血脉，又要在商业逻辑中寻找生存之道；既要满足都市人对”诗与远方”的想象，又难以避免地沦为消费主义的盆景。那些插在古厝上的”女儿国”旗帜，何尝不是当代人寻找精神原乡的旗帜？当荔枝花的香气混着油漆味飘来，这个古村落正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完成一场疼痛而不知是否必要的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