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顺荣
外婆的银发里藏着一部活的《齐民要术》。她常说“人勤地不懒”，这话像一粒饱满的棉籽，深深扎进我童年的田垄。当城市的月光漫过窗台，那些沾着泥土的谚语便在记忆里抽芽，带着露水珠的清凉，漫过三十年前的晒谷场。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是外婆挂在嘴边的日历。她总在凌晨四点就着煤油灯筛种子，干瘦的手指捏着黄豆粒，像给岁月挑拣饱满的词眼。“种子要挑三遍，苗儿才肯抬头”，她对着晨光眯着眼，让每粒种子都在掌心滚过，剔除那些皱缩的、虫蛀的，留下圆鼓鼓的“精兵强将”。我蹲在旁边往竹篮里捡豆子，她忽然用沾着草屑的手背抹汗：“种地跟养娃一个理儿，你糊弄它一时，它就荒你一季。”这话落在泥土地里，比锄头翻土的声音还沉实。
梅雨季的屋檐下，外婆总有忙不完的活儿。她掀开腌菜缸的木盖，白汽裹着咸香扑出来，“紧火粥，慢火肉，腌菜要晒三个日头”，她用竹筷拨弄着缸里的芥菜，叶片在盐卤里泛着油光。有一次我嫌晒菜麻烦，想把半干的芥菜直接封缸，她立刻拍掉我手上的水珠：“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菜没晒透要生花的。”说着从门后摸出一本泛黄的《农家月令》，书页间夹着干枯的扁豆花，“你看老辈人写的，‘腌菜须待日头足，瓮底方得半年香’，老祖宗的话错不了。”那些带着墨香的句子与外婆的白发交相辉映，让潮湿的梅雨季也有了干爽的盼头。
盛夏的棉田里，外婆腰弯得像张弓。她教我分辨棉桃的青与白——“七月十五花红枣，八月十五枣花了”。她用指尖掐开一枚青桃，露出星星点点的棉絮。“花开得太盛不是好事，就跟人似的，虚胖没力气。”她的围裙口袋里总装着一块硬饼，午休时她坐在地头啃，碎屑掉在衣襟上，引来蚂蚁排队搬运。听到远处有蝉声嘶鸣，她便指着棉叶上的虫洞说：“虫咬的疤是棉花的勋章，人吃的苦是心里的盐。”这话让我想起她掌心的老茧，那是常年握镰刀磨出的硬茧，像一枚枚褐色的奖章，别在时光的衣襟上。
秋收后的晒谷场是外婆的舞台。她指挥着我们扫净场地，“扬场要趁东南风，簸箕要摆八字形”，金黄的稻谷在她手里听话地翻飞，糠皮与碎草被风卷到远处，留下颗粒归仓。有一次突然下雨，我们手忙脚乱抢收谷子，外婆却不慌不忙地盖上最后一床草席：“急雨落不上晒谷场，慢工出细活。”雨点子噼里啪啦砸在草席上，她带着我们躲进草垛里，闻着干草的香气，听她讲“冬前耕破地，赛过施遍肥”的故事，雨点敲打草棚的声音，竟成了最天然的伴奏。
冬夜里的灶膛前，外婆教我编草绳：“紧三扣，松三扣，编得太密要‘沤手’。”她的手指在稻草间穿梭，像在编织岁月的密码。火塘里的红薯散发出甜香，她忽然说：“人靠饭养，地靠粪养。”这话让我想起开春时她挑粪担的样子：竹扁担在她肩头颤悠悠的，粪桶里的肥力晃出了细碎的光。“种地不能断了香火。”她往灶里添了一根柴，火苗照亮她眼角的皱纹。“粪肥就是土地的香火，你对土地好，它才给你好收成。”她说。
外婆走后，我在她的木箱底发现了一本手抄的《农谚集》。泛黄的纸页上，字迹被油渍浸得模糊：“锄头底下三分水”“麦要浇芽，菜要浇花”“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些带着体温的句子，比任何书本都鲜活——那是她用大半生的汗水写就的劳动哲学。如今我在城市家里的阳台上种几株小葱，浇水时总会想起她的话：“浇花要浇根，做人要实心。”那些沾着泥土的谚语，早已化作我血脉里的养分，让我在钢筋森林里，依然能听见土地的心跳。
每个清晨，当我在菜市场看见卖菜老人布满裂痕的手掌，在写字楼看见保洁阿姨弯腰拖地的身影，总会想起外婆的谚语。那些在田间地头孕育的智慧，那些在晨昏劳作中凝结的哲思，何尝不是最生动的劳动课？它们像散落的星子，照亮每个认真生活的人，让我们在追逐远方时，不会忘记脚踩大地的重量。
外婆的谚语没有写在书本里，却刻进了我的生命。它们是劳动的诗行，是生活的真经，更是一位老人用一生写给世界的情书——字里行间，满是对土地的敬畏，对劳作的虔诚，以及对子孙后代最朴素的叮咛——“人勤春早”，这四个字，比任何节日的钟声都更能叩响岁月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