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顺荣
外婆的银发里藏着一部活的《齐民要术》。她常说“人勤地不懒”,这话像一粒饱满的棉籽,深深扎进我童年的田垄。当城市的月光漫过窗台,那些沾着泥土的谚语便在记忆里抽芽,带着露水珠的清凉,漫过三十年前的晒谷场。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是外婆挂在嘴边的日历。她总在凌晨四点就着煤油灯筛种子,干瘦的手指捏着黄豆粒,像给岁月挑拣饱满的词眼。“种子要挑三遍,苗儿才肯抬头”,她对着晨光眯着眼,让每粒种子都在掌心滚过,剔除那些皱缩的、虫蛀的,留下圆鼓鼓的“精兵强将”。我蹲在旁边往竹篮里捡豆子,她忽然用沾着草屑的手背抹汗:“种地跟养娃一个理儿,你糊弄它一时,它就荒你一季。”这话落在泥土地里,比锄头翻土的声音还沉实。
梅雨季的屋檐下,外婆总有忙不完的活儿。她掀开腌菜缸的木盖,白汽裹着咸香扑出来,“紧火粥,慢火肉,腌菜要晒三个日头”,她用竹筷拨弄着缸里的芥菜,叶片在盐卤里泛着油光。有一次我嫌晒菜麻烦,想把半干的芥菜直接封缸,她立刻拍掉我手上的水珠:“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菜没晒透要生花的。”说着从门后摸出一本泛黄的《农家月令》,书页间夹着干枯的扁豆花,“你看老辈人写的,‘腌菜须待日头足,瓮底方得半年香’,老祖宗的话错不了。”那些带着墨香的句子与外婆的白发交相辉映,让潮湿的梅雨季也有了干爽的盼头。
盛夏的棉田里,外婆腰弯得像张弓。她教我分辨棉桃的青与白——“七月十五花红枣,八月十五枣花了”。她用指尖掐开一枚青桃,露出星星点点的棉絮。“花开得太盛不是好事,就跟人似的,虚胖没力气。”她的围裙口袋里总装着一块硬饼,午休时她坐在地头啃,碎屑掉在衣襟上,引来蚂蚁排队搬运。听到远处有蝉声嘶鸣,她便指着棉叶上的虫洞说:“虫咬的疤是棉花的勋章,人吃的苦是心里的盐。”这话让我想起她掌心的老茧,那是常年握镰刀磨出的硬茧,像一枚枚褐色的奖章,别在时光的衣襟上。
秋收后的晒谷场是外婆的舞台。她指挥着我们扫净场地,“扬场要趁东南风,簸箕要摆八字形”,金黄的稻谷在她手里听话地翻飞,糠皮与碎草被风卷到远处,留下颗粒归仓。有一次突然下雨,我们手忙脚乱抢收谷子,外婆却不慌不忙地盖上最后一床草席:“急雨落不上晒谷场,慢工出细活。”雨点子噼里啪啦砸在草席上,她带着我们躲进草垛里,闻着干草的香气,听她讲“冬前耕破地,赛过施遍肥”的故事,雨点敲打草棚的声音,竟成了最天然的伴奏。
冬夜里的灶膛前,外婆教我编草绳:“紧三扣,松三扣,编得太密要‘沤手’。”她的手指在稻草间穿梭,像在编织岁月的密码。火塘里的红薯散发出甜香,她忽然说:“人靠饭养,地靠粪养。”这话让我想起开春时她挑粪担的样子:竹扁担在她肩头颤悠悠的,粪桶里的肥力晃出了细碎的光。“种地不能断了香火。”她往灶里添了一根柴,火苗照亮她眼角的皱纹。“粪肥就是土地的香火,你对土地好,它才给你好收成。”她说。
外婆走后,我在她的木箱底发现了一本手抄的《农谚集》。泛黄的纸页上,字迹被油渍浸得模糊:“锄头底下三分水”“麦要浇芽,菜要浇花”“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些带着体温的句子,比任何书本都鲜活——那是她用大半生的汗水写就的劳动哲学。如今我在城市家里的阳台上种几株小葱,浇水时总会想起她的话:“浇花要浇根,做人要实心。”那些沾着泥土的谚语,早已化作我血脉里的养分,让我在钢筋森林里,依然能听见土地的心跳。
每个清晨,当我在菜市场看见卖菜老人布满裂痕的手掌,在写字楼看见保洁阿姨弯腰拖地的身影,总会想起外婆的谚语。那些在田间地头孕育的智慧,那些在晨昏劳作中凝结的哲思,何尝不是最生动的劳动课?它们像散落的星子,照亮每个认真生活的人,让我们在追逐远方时,不会忘记脚踩大地的重量。
外婆的谚语没有写在书本里,却刻进了我的生命。它们是劳动的诗行,是生活的真经,更是一位老人用一生写给世界的情书——字里行间,满是对土地的敬畏,对劳作的虔诚,以及对子孙后代最朴素的叮咛——“人勤春早”,这四个字,比任何节日的钟声都更能叩响岁月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