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枝诗，指只吟诗中的对偶句，折枝一词，源于画花卉的表现形式之一。画花卉不画全株，只画折下来的部分枝子，故名。折枝诗是起源于福州的祖国诗歌园地里的一朵奇葩，为闽都的文化魂宝。但它创始于何时，已难确考。据成书于清咸丰年间的钱塘施鸿保所著《闽杂记》和李家瑞所著《停云阁诗话》以及清道光二十八年莫友堂著的《屏麓草堂诗话》，其中就载有闽人嵌字与分咏之诗钟作品，不过当时还没有用“诗钟”或“折枝”的名称。
据王鹤龄先生考证，目前能查到的最早的诗钟作品是陈寿祺的“足·之”七唱：“亭馆春深花睡足；池塘烟重柳眠之。”陈寿祺侯官人，嘉庆四年进士，这首作品可能作于嘉庆年间。一般人根据现有资料推断，福州诗钟开始流行大约在清嘉庆、道光年间。
折枝诗所以发源并盛行于福州，这是与当时福建私塾的课徒方式注重对联教学有关。据徐珂《清稗类钞》载，易顺鼎称福建私塾教作对联方法，最先是老师出上句，学生对下句，进一步是“作碎”，即要求学生按可成对偶的二个字或二字以上在指定位置作嵌字联。这时的嵌字与现今折枝诗眼字不同的，只是当时限定的二字是能成对偶的，不像现在随意指定。还有一种是按嵌字要求改写古人诗句的方法，称为“改诗”。据成书于光绪年间的《诗钟话》，著者王毓菁(字贡南，福建闽县人)说：“诗钟盛于闽，闽曰改诗，取古人诗与吾嵌字合者，就其上下句中字，点窜涂抹成七字也。学子习韵，塾师以此法课之最易。‘无诗不改’即无句不炼，故改诗为诗钟之祖。”这就是说，嵌字格折枝诗来源于“改诗”，故福州民间又称折枝诗为“改诗”。
折枝诗的分咏格，则源出于酒令。李家瑞的《停云阁诗话》一书就提到，当时酒会上行过这种酒令，把题目写在牙签上，分置两筒，轮流抽签，按题目咏七言一句，第二人按题目咏的句要与前一人出句相对，后来这种酒令方式就演变为分咏格的诗钟了。
诗钟诸格皆为偶句联对，上、下句既须表现独立的概念(形式)，又要求彼此配合照应(内容)；其选词选语必求意义对应，性质相称，以浑然天成、工巧严整为佳构。其矩范在于命题、限字和限时，作诗者竭才思，殚精虑，克尽斗博、斗巧、斗捷之能事。事实上，诗钟格律更严于古、近体诗，其工拙只在一联十四字中，不容一字稍有不妥，其难可知矣！
福州各地多有吟社，佳制美不胜收。由此可见，折枝诗之所以发源于闽中，盛行于福州，皆因士林中人好为之之故。福州多士人，又有诗会吟社之制，故为之者众，渐成风气，盛极一时。
清末，因闽人所作嵌字格诗钟“尤有声于时”，以至“闽派”享誉国内。许多清代笔记、杂录等载籍都指出，做诗钟特别是嵌字格折枝诗，当数“闽人最工”，且善为者最多，在晚清诗坛有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同光派”诗人以陈宝琛、沈葆桢、陈衍等人为首，皆擅此体，人们誉称以大笔为诗钟。
1866年，马尾创办船政，船政大臣沈葆桢十分雅好此道，在公余，邀同仁焚香拈韵，大开吟局。这种折枝诗会，据说是“他省未之闻”。1875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将赴台处理台湾防务事宜。在军事最紧张时刻，一方面紧急部署各项工作，另一方面，依然“烹羊召客，投辖留宾，通宵达旦、吟讽不绝，斜月在窗，寒风作响，而磨墨展纸之声与之相应。”
折枝诗历经二百年，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主要是它体现了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精美与特有魅力。它要求字句精炼，对仗工整，平仄相协，就像折取自七律诗中有对偶的一联，故称折枝。同时在具体写作和评选过程，又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在写作内容上，可以言志、抒情、写景、描物、叙事、说理，具有文学的多方面功能。而传世佳作格调高雅，意境深远，脍炙人口，可以说是娱乐性、艺术性和应用性的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