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话》
古人给地方起名向来直截了当。闽江流到这里打了个回旋，水流缓下来，上游千万年淘洗下来的石英砂在岸边慢慢沉淀，日积月累，铺展成一片白花花的沙滩。眼睛看见什么，地方就叫什么。白色的沙滩，便叫作白沙。
南宋淳熙十年的腊月，朱熹乘船从怀安往西走，江风吹得帆篷猎猎作响。他站在船头，写下“猎猎甘蔗洲，茫茫白沙汀”，还在诗后补了一笔：“甘蔗、白沙两地名，相去十许里，顷刻而过。”那时的闽江水清沙白、浩浩荡荡。朱夫子看着两岸江滩掠过，大抵觉得这江水与白沙自开天辟地以来便是如此，往后也该一直这般苍茫无尽地铺展下去。
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江边的沙子确实像永远取不完一样。
早年间谁家要是翻盖新房，村里人挑着竹扁担去江滩上担几趟沙，拌上水泥抹墙、铺地基，够用就收手。那是老辈人骨子里懂的节制——江里的东西是向天地借来用的，挑走几担，上游发几场大水，沙滩又平平整整地补齐了。江不喊疼，人也不贪心。
比起沙子，长在江边的孩子更惦记的是藏在沙里的蚬子。闽江的蚬子个头细小，壳薄肉嫩，在习惯大鱼大肉的城里人眼里或许算不上什么稀罕物，但对靠江吃江的人来说，那是整个夏天的底味。退潮的时候，江滩露出一大片湿漉漉的青白色，光着脚丫踩在细沙上，拿把小铁耙随便一扒拉，就能捞出满满一桶。
蒜头下锅爆香，蚬子倒进去“刺啦”一响，受热壳一张就得赶紧盛出来，就着白米稀饭能稀里哗啦连喝三大碗；或者扔两片生姜滚一锅蚬子汤，汤色奶白，不放味精也鲜得透舌；最难得的，还是用现剥的生蚬肉煮一锅鼎边糊，米浆沿着滚烫的锅边一浇一铲，裹着江鲜的清甜，热气腾腾地滑进肚里。那时候我们总觉得蚬子是吃不完的，以为是闽江本身会生蚬子。后来才明白，能养活蚬子的从来不是滔滔江水，而是江底那层松软、厚实、能让生灵自由喘息的细沙。
谁能料到，这捧白沙后来成了整条江身上最值钱的一块肉。
闽江的沙子太纯了。千百年来山石崩解、江流反复冲刷，留下的全都是高品位的石英细砂，二氧化硅含量高得惊人，是造晶圆芯片、太阳能板和高档光学玻璃的绝好原料。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仅国内的工程抢着要，日本、韩国的商船更是一船一船往外拉，甚至给闽江砂起了个外号叫“蓝波旺”，恨不得拿一斤大米换一斤沙。
一时间，闽江成了不分昼夜轰鸣的印钞机。
挑沙的扁担被丢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铁甲采砂船。粗壮的抽砂铁管恶狠狠地扎进江底，像抽血的针头一样，把整条江的骨髓往外吸。后来翻出那几年的水文账目，数字叫人脊背发凉：闽江上游一年自然冲刷带来的天然砂不过两百万立方米，而江面上每年生生抽走的，却超过两千万方。
流进来一升，抽出去一斗。这哪里还是采砂，分明是在给大江抽筋扒皮。
报应来得又快又狠。不出十年，闽江下游的河床被生生掏深了四米，海水咸潮疯狂倒灌。白沙镇大目埕那片原本八百多亩的平坦大沙洲，硬是被啃得只剩下一百来亩的残基；岸壁失去依托大片塌方，江边百年的老橄榄树悬空裸着苍白的树根，风一吹摇摇欲坠；连通往外省的铁路路基都被江流淘空，每天几十趟列车从悬空的岸线旁提心吊胆地呼啸而过。
大江快要被掏空了内脏，才终于换来了一纸禁令。二〇〇七年天然砂全面禁止出口，江面上的巡逻执法渐渐严了起来，偷采的机器总算熄了火。可沙子被抽干了，就真的空了。
如今要是去福州各大江滨公园散步，江边也造着一片片沙滩，看着干干净净，踩上去却总觉得隔了一层——南园沙滩排球场用的是大老远从平潭运来的海沙；西河一带被江水冲蚀干净的岸边，也全靠外头拉来的泥沙勉强打桩填补。就连白沙镇的大目埕沙洲，如今新闻里称赞它“水草丰茂、生态复苏”，可若走到水边细看，真正回来的只有野草，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白沙。草根底下盖着的，多是上游带下来的黏稠淤泥。
大自然一年才还你两百万方，当年欠下的两千万方窟窿，哪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能填平的？
白沙镇的路牌依然立在江边，字迹端端正正，可那片滋养过朱熹笔下诗意的苍茫白沙，终究是回不来了。朱夫子当年乘舟顺流而下，只道是“顷刻而过”的江山风月；马可·波罗走过闽江时，笔下也全是对甘蔗与制糖的惊叹。他们哪里想得到，八百多年后，这条江上最昂贵、被抢掠得最彻底的，竟然是他们视若平常踩在脚底的沙土。
江水依然在流，只是盛夏退潮时，江滩上再难见到光着脚丫挖蚬子的人；而那一碗用鲜活江蚬熬底的鼎边糊，也同那片深埋进过去的白沙一起，渐渐淡成了回不去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