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谷忠
红团,是我故乡莆田的民间习俗产物,也是逢年过节时敬拜天地、奉祀祖先必不可少的一种岁时食品。
红团,形如其名,底平外圆,鲜艳透红,有甜馅、咸馅两种,其制作技艺至今已有千年历史。明代思想家袁了凡在《了凡四训》第三章《积善之方》中明确记载:“莆田粉团(红团)始于唐代。”不过,红团不单是供品,还是馈赠的礼品,如婚嫁、乔迁、祝寿等喜庆日,贺喜的亲朋好友离开时,都要每人馈赠红团一双,以示谢意;受礼者亦视此为吉物,向来都乐意接受。至今,红团依然是男女老少的喜好、海外游子的热望。
红团,有红红火火、团团圆圆、甜甜蜜蜜、大吉大利的寓意,因而过年时,莆田家家户户都要制作红团,让传统的习惯,祖先的智慧,一代代延绵接续,让田园与家的味道,给团聚的人们以地道的滋养和温馨的记忆。
在莆田,做红团历来是女人们必学的一项厨艺,她们会心怀虔敬,认真制作,代代相承。而且,主妇们都会记得,做好的红包蒸熟后,得装一盘先敬奉一下厨房的灶公灶婆,因为是灶公灶婆民间信仰中的灶神,负责管理吃喝,保佑家庭平安。
对我来说,红团不只是地方传统食品的称谓,更承载了我童年时代的欢乐与憧憬。记得当年,我母亲做红团颇为讲究:她总是精选刚收成上来的糯米,洗净又浸水一夜,才捞起沥干,然后去村里大捣臼旁排队。轮到自己后,将白花花、晶亮亮的糯米捣成粉末,一筛再筛,取其最细的精粉,晾干备用。那些天里,炊烟袅袅的故乡,到处都能听到大小石臼捣米的声音,透着全村老幼的欢笑,使年节的气氛愈发浓厚起来。
入夜,在一盏明晃晃油灯照耀下,母亲搬来细密的圆形大簸箕,倒上精粉,加入适量的开水和“食用红”,揉压成团,又分别搓成长条,依次从中撮出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颗粒,让围着簸箕的姐姐哥哥弟弟和我,各自用手碾压成薄饼状,做成一片片“红团皮”。至今,留给我最深切的印象是,那大簸箕里的一双双小手,在母亲示范下,揉、搓、擀、压;有时,手指时常互相碰触,于是在嘻哈笑声中,收获的是一种特别的亲和感、成就感。
之后,我和弟弟站在一边,看母亲、姐姐和哥哥开始包馅。甜味的馅料,主要有绿豆馅和红豆馅,加红糖或白糖;咸味的馅料,有肉丝、虾仁、香菇、花生等佐料调味,风味极佳。逐一包好,我和弟弟又回归“团队”,用木质雕刻的印模学习按压红团。印模四周,一般都刻有花鸟、双孩儿及庆丰收等图案,十分讨喜。印模凹处,则镌刻着不同花色的图案,当中比较常见的有“富”“贵”“寿”“福”“喜”“财”“丁”等代表吉祥的字样,与中秋做月饼的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接下来,按压出来的红团,一个个用洗净的鸡蕉叶或一种大栲树叶(俗称红团叶)垫底,置入蒸笼内,用大火蒸炊。这时,母亲会在灶台上点一支香,说红团要蒸到三支香燃尽,方可起锅。说罢,母亲会赶我们去睡觉,她自已则在灶口坐着,时而添着柴禾,盯着跳跃着的火苗,舔舐着黝黑的锅底。不一会,铁锅上的蒸笼热气腾腾,丝丝缕缕笼罩着厨房,一股股清鲜味,也从门缝隙中溜了进来,侵入房间,挑逗着已躺在被窝里的我和弟弟的味蕾。但我俩只能忍着、忍着;最终,不知不觉睡着了。待睁眼一看,天已大亮,于是一骨碌跳起,奔到厨房一看,咸馅红团都蒸好了,母亲正用双手蒙着湿布,打开装满甜馅的那一锅蒸笼。顿时,红艳艳,香喷喷,亮闪闪的红团立刻呈现在眼前。于是我和弟弟顾不得去漱口,抓起竹筷,从笼内各夹了一个红团,用嘴吹了又吹,趁热轻咬一口,一种软糯滋润、香甜爽口的味道,立即布遍舌尖和口腔——“好吃!”“真好吃呀!”最终,留在一生的记忆里。
还要说的是,在莆田,做红团一般在腊月廿六、廿七、廿八这三日内进行,家家户户,老少动手,欢声处处,笑脸如花。因此,从做红团这天起,凡山区、沿海、平地、大小城镇和乡村,连那些回响着稀疏乡音的陋村僻角,家家房舍都有缕缕炊烟在冒着,到处散布着红团温暖香甜的味道,仿佛要一下烘热所有人的冬天的梦。
时光漫漫,佳岁悠悠;千年习俗,至今存留。红艳艳、亮闪闪的红团啊,在走来的年关里,看一眼,就觉得甜美无限,地阔天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