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福建大旱，巡抚金学曾下令广种番薯度荒，长乐人始知其名，乃遍植山园砂地，然犹不知其详。因为引种人陈振龙虽是长乐青桥村人，早年寓福州南关外达道铺，其子经纶又以闽县生员身份向金巡抚提出种薯度荒。所以夏允彝、贺世骏修纂的《长乐县志》(俗称“夏志”、“贺志”)均未为陈振龙父子立传。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陈振龙之孙陈世元在福州南台小桥升尺堂书坊刊行《金薯传习录》一书后，大家才知道番薯和陈振龙的关系。道光间福州的藏书家、景阳书院山长何则贤在乌石山建“先薯祠”祀巡抚金学曾，附祀陈振龙父子，直至同治初彭光藻修纂《长乐县志》时才为陈振龙父子立传义行。
长乐人论番薯，最早在《五杂组·物部》中载：“百谷之外有可以当谷者，芋也薯也。而闽有番薯，似山药而肥白过之，种地中易生而极蕃衍，饥馑之岁，民多赖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种也。”时距番薯传入仅12年。明崇祯十二年(1638年)夏允彝政暇课士有以“金薯”为题纪其事，可惜文字已失传。
康熙间，溪湄(江田溪湄村)贡生陈骝有《金薯赋》传世。乾隆三十三年，江田诸生梁上宝、弟梁上治、表贤陈永书，岱西举人施楠，浮岐举人卢遂都应国学生陈世元之请，为《金薯传习录》作序、题咏等。道光年间，溪湄名医陈修园，对番薯的药用功能辨认尤详：“甘薯始自闽长乐，俗称地瓜，性同山药而甘味过之，补脾胃、驱湿热、养气血、长肌肉，用白密同煮食之可治下痢、结肠、妇女赤白带诸症均甚效。”
番薯，长乐种植最盛，然每到“冬节”后渐有烂者，至冬末春初则色味俱变。康熙年间，东山(文武砂东山村)有陈朝范母，自创“铁卷”，刨为长条晒干，久存不腐,即“番薯米”。
长乐三面滨海，一隅背山，人烟稠密，虽田有双熟水稻，但番薯也为主粮之一。它不与五谷争地，也不论瘠卤沙岗皆可生长。以种分有早薯、晚薯之别，以色分有朱薯、白薯之分。切片曰薯钱，擦(刨)之曰薯米，洗之滤之为膏为粉，蒸之为白酒(番薯烧)。长乐曾有谚语云：“三台案番薯溪下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