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月
记忆里，每到秋末冬初，父亲都会从地里挖回来两大箩筐红薯。这些红薯并非马上吃，而是经过蒸、切、晒三道主要工序之后，变成红薯干，能放三四个月，或是给我们四姐弟做零嘴，或是给大人们做冬春外出劳作时饱腹的口粮。
父亲把红薯洗得干干净净，放进大锅里隔水蒸。火候很重要，他守在一旁，说要蒸到“透而不烂”——即筷子能轻易扎穿，薯身却还支棱着，不塌作一团。起锅时，满厨房暖烘烘的甜香。
蒸好红薯后，父亲用大水盆把刚蒸好的红薯取出来，放在堂屋通风的角落，等红薯静静地“收汗”，慢慢凉透，才进行下一道工序——切红薯。他说切红薯不能在红薯太烫时切，这样会烂；也不能等红薯完全凉透才切，因为此时芯子硬了，费刀，也切不齐整；要在红薯尚有余温时切。一个圆滚滚的红薯，在他手里，常常是被均分成四片、六片，若是特别肥硕的，便分成八片。每一片都厚薄相仿，像几瓣匀称的月亮般,静静地卧着，露出内里润泽的、糖分凝聚的芯。晒好可以吃的时候，外形美观如艺术大师的精心佳作，一咬，软韧交加，嚼劲满满，甜味留齿，堪称人间美味。
父亲把切好的红薯片，整齐地码在宽口的竹匾上。“爸，晾着就是了，又切又码的，费劲。”我挨着门框，脚跟蹭着地上的沙粒。父亲没停手：“急什么？切好码好，好见日头。”这话轻飘飘的，却把我钉在原地。每天，他要在早晨、晌午、日头偏西时，将切好的红薯片一一翻动。翻时，手指的力道是“含”着的，轻轻地一托、一翻，像给睡着的婴孩掖被角。要是劲儿大了，会在金黄的薯肉上留下一个难看的指坑——这可不是父亲想看到的。
后来，我离家求学、工作，在另一个以速度和效率衡量的世界里浮沉。某个深夜里，我对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光标，思绪却像一锅煮糊了的粥，黏稠而窒息。我起身去厨房，想倒杯水，看见角落里躺着两个忘了吃的红薯。鬼使神差地，我洗净了它们，放进小锅，加上水，打开火。我什么也没做，就站在那里，等着。等着水沸，等着蒸汽漫出锅盖的边缘，等着那熟悉的、带着土腥气的甜香，一丝丝、一缕缕地渗进狭小的厨房空气里。时间慢了下来，慢得像父亲守着那口大灶时的样子。当我把蒸得软熟的红薯捞出来，指尖感到那滚烫而柔软的触感时，眼眶忽然有些发热。我明白了，父亲切红薯前的“等待”，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等待一个最恰当的“切入点”。有些事，如同那蒸好的红薯，需要冷却、沉淀，才能在被“打开”时，呈现出最清晰的结构，承受得住后续的“晾晒”与“风雨”。真正的甘甜与韧劲，正是在这环环相扣、不疾不徐的步骤中，慢慢凝结而成的。
我学着像他那样，把生活里那些混沌的难题、蒸腾的情绪，也先在心底“放一放”，等它冷却、沉淀，找到那个清晰的“切入点”，再冷静地“剖开”，看清内里的纹路，然后摊开在时间的竹匾上，不慌不忙地处理。我不再抗拒有些事情的“慢”与“待”，就像不再质疑父亲为何要等待那个切红薯的最好时机。
我想起因为忙碌而没有回复母亲发来的微信。她说，这几天，父亲又在折腾红薯了，准备蒸好了晾晒。我拿起手机，在对话框中回复：“妈，这周六我回去，我和爸一起蒸晒红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