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秀珍
分田到户那年我刚上小学，家里和二伯家合分得一头大水牛。那母牛通身黑黝黝的，皮肤发亮，十分健硕。我们在无人住的老屋子拿一间改造成牛棚，打掉一面墙，三根松木柱扎进土里，竹篾编的栅栏透光又挡风，屋顶瓦片翻新，太阳晒不到，雨水漏不进，让牛儿有个高级的“窝”。
“牛是半个家当，也是耕地的头号功臣”，母亲总念叨。那时一头牛值一千多块，抵得上父亲一年的工资。当轮到我家放牛的那个月，我既开心又忐忑。
放牛是村里孩子的“暑期特权”。我总是背着布口袋出门，里面装着红薯干、作业本，布口袋还可以用来装山上的野果。阿珠嫂家的牛最调皮，总爱偷吃路边的豆苗、菜叶，每次她捡起小石子扔过去，嘴里嗔怪着“馋嘴精”；阿德弟的母牛最温顺，我们常趁他不注意，偷偷爬上牛背，顺着公路慢悠悠地晃，直到牛甩着尾巴把我们颠下来才作罢。
我们不会把牛拴在田埂上，总往山坳和河边里赶。那里的草品种多又肥沃，黑麦草、芒草、白茅草、牛筋草绿油油的，牛儿埋头啃食时，肚子会发出满足的咕噜声。最开心的是去河边，清冽的河水能照见云影，牛群边吃水草边泡水，只露出脑袋和脊背，尾巴甩得啪嗒响，惊起的蜻蜓在水面上跳着舞。我们趁机下水游泳、摸河螺，偶尔捞到小鱼，尖叫着放回水里。大人们总说“河里有水鬼”，可谁也挡不住偷偷游泳的诱惑，往往是太阳偏西时，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回家，免不了挨顿骂，但第二天依旧偷偷赶牛往河边跑。
上午把牛赶上山后，躲在树荫下的时光最是悠闲。阿章哥会带副扑克牌，我们围坐着打“八十分”，输了的人要去给牛挠痒痒，抓牛虻。香玉婶比我们大得多，会讲很多村里祖上的故事和神话故事。有时我们背着柴刀往树林里钻，回来时肩上扛着一捆柴，累了就把柴捆在牛背上，牛儿也不恼，依旧慢悠悠地走，像背着个不听话的孩子。
午后的集合哨是“哞哞”声。吃过午饭歇够了，大家准时到约定地点碰头，一起出发，捏着鼻子学牛叫。山上的牛“哞哞哞”地回应，接着就见树林里一阵晃动，黑褐色身影陆续钻出来，嘴边还挂着未嚼完的草叶。我们跟在牛群后头往家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牛蹄踏过石子路的声音，混着我们的笑闹声，在山谷里荡出老远。
偶尔也有惊险事。五婶家的公牛是个“暴脾气”，红着眼时能把大树撞得摇晃。有回两头公牛在路上遇上了，挣脱缰绳就打了起来，弯弯的牛角撞得砰砰响，肚皮蹭着地面划出深深的沟。我们吓得躲得远远的。记得有次下暴雨，我家丢了小牛，母牛在山上疯跑，叫声凄厉得像哭。全村人举着电筒找了半宿，直到后半夜才在邻村的草垛里发现它。原来小牛被雷声吓蒙了，跟别村的牛群走了。那夜我抱着小牛的脖子哭，母牛用舌头舔我的手，湿漉漉的，像是安慰我。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年。直到90年代初，村口的良田被圈起来，推土机的轰鸣声盖过了牛叫声。我家老母牛渐渐拉不动犁了，母亲摸着它的脊背直叹气，最终还是把它卖了。那天我没去送，躲在牛棚里，闻着残留的草料味，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后来村里的牛越来越少，再没人学牛叫了。
如今的暑期，孩子们背着补习班的书包行色匆匆。他们不会懂得，我们为什么怀念牵着牛绳的夏天，怀念牛背上的风，怀念河水里的云，怀念那些被阳光晒得发烫、被笑声浸得发软的日子。其实我们怀念的，不过是那个能和自然说话、能和时光慢慢走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