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琪
我许久不曾打开老宅的那扇门了，稍微一碰门锁，那些旧得发脆的记忆便碎了一地。老宅空置了太久，过去的住客早已不在，他们搬离这里时并不匆忙，却依然落下了许多东西。这些被遗忘的物件从此与老宅融为一体，成了老宅的血肉与魂魄。
不过，老宅不会总是寂寞。人走了，便来了动物，一开始是老鼠，后来是猫。
新家离老宅不远，四四方方地杵在老宅东南方向，虽然宽敞不少，但远不如老宅精致。老宅是陈氏四个家族共同建造的，几十根成人粗的榆木四平八稳地撑起长长的平梁，房檐斜着往外飞，如同一只傲气的凤凰。屋顶的青瓦覆着一层薄薄的苔藓，常有飞累的麻雀在上面歇脚。一楼中央是祠堂，两边是各家的会客间与厨房，二楼是低矮的卧房，起夜时如果脚步太重，那木板便吱吱呀呀地扰人清梦。
祠堂是四家共用，因而面积最大，木墙上端镶嵌着八仙过海的木雕。从下往上望，仙人慈悲闭目，似乎在怜悯世人。闽地盛行神诞。每逢神诞，家家户户都杀鸡宰鸭，以作供奉。我最喜欢这样的日子，大家都忙着准备祭祀的食物，邻家油炸排骨的香味儿总会顺着木与木之间的缝隙挤进房间，让人馋得发慌。
我们家虽然没有炸排骨，但爷爷炸的香酥花生却是我和弟弟的心头挚爱。一次，我与弟弟出去串门，那邻居一见弟弟便大惊。原来，弟弟出门前，抓了一把刚出锅的炸花生在口袋里，时间一长，那油便淅淅沥沥地淌了他的半条灰裤腿，看着像是他腿上裹了半根灰色油条，着实可笑。
神诞日当天，锣鼓队走街串巷，掩去家家户户平日里的争吵。锣鼓队后边，跟着长长的人群，他们念念有词，祈祷着神明助力实现自己的愿望。老宅供着几尊大神像，那日，经过老宅时，众人也会停下，虔诚地朝着祠堂里高大的神像跪拜祈福。
晚上，走廊上的红灯笼会亮一整夜，老宅一改往日的落寞，变得满面红光。爷爷住在老宅的里屋，平日里，他的屋子并不常开灯，也只有那天，屋子里会亮堂一些，连红木柜子上落的灰也都更清晰了。大人们在外面收拾时，我喜欢缩在里屋，将各个柜子抽出来仔细翻找，企图找到一些斑驳岁月的痕迹。
爷爷最稀罕的抽屉里，除了几张填满家人生辰八字的红纸，并无新奇。平日里爷爷时常翻出红纸，戴上瘸了腿的眼镜，依着蜡黄的灯光一字一句地翻看。翻看之后，爷爷又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残破的红纸叠好，工工整整地摆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
我对红纸黑字并无兴趣，倒是沉迷于探索低处被大家忽视的几个红木抽屉，里面躺着冰凉的硬币，褪色的纽扣和圆鼓鼓的灯泡，用力扯开发涩的抽屉那一刻，它们便叮当作响，热闹得连灯光都开始跳动。
神诞日结束后的第二天，爷爷总会骑着他那辆生锈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载我去上学，似乎祈祷真的可以让他的身体恢复一些能量。不过两三天后，爷爷的身体便又如同往常。奶奶常说，爷爷的命是用一副副中药“吊”着，那些中药的苦腥气萦绕在宅子的各个角落，有些呛鼻。但爷爷喝的时候从不皱眉，似乎那只是一碗清水。
大概是我初中毕业那年夏天，大伯猝然离世。苍白的葬礼伴着嘶哑的哭声结束，“头七”那天，里屋的灯亮了一夜。第二天正午，爷爷将写着大伯生辰八字的红纸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一遍又一遍地摊平，愣神了许久，之后将红纸一寸一寸地放进铁桶里烧了。那红纸在火苗里卷曲发黑，一下子褪成了灰烬。
那天后，老宅便没有了中药味。我偶尔从学校回家，往里屋一探，爷爷也总是蜷缩在躺椅上，只有正午的阳光毫不避讳地投进玻璃窗时，才能看清爷爷那张苍白而发皱的脸。那天起，神诞日的热闹不再光顾老宅，里屋也再没有亮堂过。
一年后，爷爷病逝。当我从学校赶回家时，他正安静地躺在祠堂里，脸色比平日里都要好，但不知为何，他眼眶里盈出了眼泪。这时，我才想起，我从小似乎从未见过爷爷的眼泪。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爷爷的葬礼过后，里屋一下子被搬空了，只有那辆生了锈的自行车在屋外守着。
又是一年神诞，我轻轻推开老宅的大门，阳光一下拍进屋里，打碎了浓浓的霉味，那霉味里似乎掺杂着一丝中药味儿。里屋的墙面上挂着一道道蛛网，撕裂了浓烈的阳光。门外几个外乡的孩子打闹着经过，突然一声巨响，我出去一看，那自行车已经断成两截，翻倒在地的车轮挣扎地转了几下便不动了。它疲惫了许久，终于可以休息了。
待我收拾完自行车，天早已黑透。周围的楼房灯火通明，偶尔响起稀稀拉拉的鞭炮声，老宅则静静地隐没在夜色里。我裹紧衣服转身离开，一只黑猫冷不丁从我眼前窜过，大摇大摆地钻进了老宅的门缝里。
老宅又有了新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