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丰敏
福州的湖，是嵌在城市肌理里的温润诗行，是千年时光酿成的一斛琼浆。当我们溯流而上，东湖、西湖、南湖与瓯冶池（北湖）的波光里，倒映着这座滨海古城与水共生的灵魂。
东湖与西湖同为晋代严高筑城时开凿，初衷为“受北山之水”，通过直渎浦连通城壕，形成蓄水防洪系统。
这汪周长23里的湖水如天然蓄洪池，将北山奔涌的山洪纳入怀中，又通过直渎浦与城壕脉脉相通。澳桥之下，潮水吞吐如呼吸，渔船载着晨光穿梭，田畴在湖堤外舒展。宋代以降，当“苏湖熟，天下足”的歌谣响起，湖滩渐次被垦为膏腴，甘棠闸的闸板启闭间，倒映的不再是烟水茫茫，而是
“陂塘柳色浓，田塍稻花重”的农耕图景。如今湖堤已化作田垄，唯有闸口的苔痕、桥畔的老榕，仍在诉说“湖田岁岁收，潮退人耕否”的古老疑问。
福州西湖，宛如福州的瞳孔，映着王朝的兴衰与文人的悲欢。
闽王时期，西湖是皇家游乐地。闽王王延钧执政时，在西湖筑“水晶宫”为皇家游宴之所，通过复道（今宫巷）与子城相连。王延钧的皇后陈金凤，唱着《采莲曲》歌颂君王万岁，《后庭花》的曲声随宫巷复道潜入西湖。
宋代，西湖缩至“周回十数里”，淳熙十年（1183）赵汝愚主持大规模疏浚，恢复灌溉功能，干旱时放水救高田，涝时泄洪保低田，惠及闽县、侯官、怀安三县农田1.4万余亩。西湖沿湖设五座水闸（开元寺、安国寺、东禅寺分辖），控制潮水启闭；凤池桥堰允许民户车水灌溉。五闸如五弦琴，弹拨出“溉田万倾，仓廪丰实”的民生乐章。春日里，凤池桥畔的桃花蘸水而笑；夏夜里，鼋潭的蛙声与巡铺兵士的梆子声应和。今时泛舟湖上，涟漪揉碎灯光，犹似揉碎了千年前的月光，那些关于治国与治水的沉吟，都化作了湖面上翩跹的白鹭。
南湖位于城南合沙桥畔，与西湖通过“玉筋水”等分支连通，原为王审知筑南月城时所设的“大壕百五十步”，是闽王剑下的防御壕沟，后淤积为莲池。于是，南湖从城防壕沟演变为园林。北宋宣和五年（1123）赐名“南湖”，湖畔设薰风亭、禊游亭等，供士民游赏。昔日太守于西湖观竞渡，可见西湖与南湖水路相通。那时的南湖夏日，禊游亭边的丽人轻摇罗扇，桥上的书生吟哦诗句，采莲船划过“玉筋水”，惊起一滩鸥鹭。
然而，时光的潮水终会退去。当九仙桥畔的市声盖过棹歌，当秉兰堂的香火散入炊烟，湖床在锄头与犁铧的低语中隆起为层层良田。宋代后期，南湖被淹为民田，明代已无明确湖迹，南湖似一弯褪色的眉黛，斜卧于荒草之间，断碑上的“南湖”二字已漶漫不清，唯有田埂边幸存的几丛野莲，仍在夏日里举着细碎的花盏，像是对过往湖光的零星追念。风过处，稻浪翻涌如碧波重现，恍惚间，似又听见画舫穿过水门时，那声悠长的欸乃。后仅存地名与合沙桥作为历史标识。
如今漫步合沙桥旧址，这里仅余合沙门，周围是繁华街市，早已不见湖迹，难以想象一千年前的怡人风景。
北湖位于冶山北麓（今将军山北），因春秋时期欧冶子铸剑传说得名，又称“东冶池”，实为汉代东越国水利遗迹。晋代，北湖纳入城市水系。闽国时期，从西湖引北湖水源经四木桥（悦济、玉垒、永安、龙泉）注入，形成“平阔清泚”的景观。宋代程师孟筑瓯冶亭，辟为公共游宴地，“浮以画舫，可燕可游”，成为福州最早的城市公园之一，与西湖共同构成西北水系景观轴。
《三山志》作者认为，欧冶子铸剑地实为城南剑池寺。北湖的池水因地名附会得名，但仍被视为福州“迹最古”的水利遗存之一。
今再看瓯冶池，仿佛是冶山脚下的青铜锈，波光里沉睡着最古老的传说。有人说欧冶子曾在此铸剑，寒芒映破云霞；有人说汉代楼船从这里启航，驶向东海苍溟。晋代的渠水引来西湖的清流，宋代的画舫载来市井的喧嚣，程师孟的亭阁里，曾摆下过文人雅集的茶盏，也盛放过百姓宴游的欢歌。池边古木的年轮里，刻着“大航桥”的舟楫往来，也刻着“乐土桥”的岁月静好，唯有池底的残砖碎瓦，默默印证着“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沧桑。
福州四湖如四枚古钱，串起福州的前世今生。它们均以防洪灌溉为初始功能，后衍生出军事防御（城壕）、景观游赏（园林）、经济生产（农田、莲池）等多重价值，体现古代“城防—水利—民生”一体化的规划思维。宋代以后，因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发，东湖、南湖渐被垦为农田，西湖依赖官府主导的疏浚勉强维持，反映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人进湖退”的普遍规律。四湖虽多堙废，但相关桥闸（如澳桥、九仙桥）、亭阁（瓯冶亭、禊游亭）及诗文记载（王恭、赵汝愚等作品）成为福州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
福州城（五一广场明代城墙）内四湖的演变，既是自然地理与人类活动互动的结果，亦为中国古代城市水利文明的缩影，其“因势利导、综合治理”的理念对当代城市水系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如今，当我们在西湖边看白鹭点水，在瓯冶池畔听松风穿林，那些消逝的湖光，早已化作城市的血脉。福州的湖，不在地图上，而在时光的褶皱里，在每个念及“枕湖而居”的人，眼底泛起的波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