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设厂自救”、“抵制外货”成为一股新兴潮流，提倡自办民族实业，福 州的贷款和周转业务因此兴盛了起来。1844年开埠后，外国商人来到福州，就发现当地的大小钱庄有百家左右，这些钱庄大部分拥有较大的资本，都收受存款，签发票据。1860年左右，福州的钱庄中，有12家资本在15万到20万两左右。
新式银行产生前，在福州，钱庄几乎单独执行了进口洋货、搜罗土产出口的金融周转，在福建茶业兴盛的年代里，成为不可或缺的金融机构。
光绪三十年（1904年），钱票进一步发展，“台伏票”诞生。考其票名，“台”反映福州南台，“伏”与“佛”谐音，并为“佛”之缩写。光绪年间，福州南台盛行由香港输入的银币，称“佛头角”。福州南台钱庄以“佛”作为“台伏”之含义。所以“台伏票”即福州银元票之意。
福州开设钱庄最早的当推罗氏家族的罗端坡和罗金城父子。罗家的先祖罗希魏，祖籍福建连城县，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带着一把雨伞和200铜钱来海防前（今延平路）安家落户谋生。初始以“销熔”铜锭为业，后积资开店。经罗玉璋、罗桂森等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到罗端坡、罗金城和罗勉侯祖孙三代，罗家已发展成为福州钱庄业和商业的首富。
罗端坡有三子，长为金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生于台江下杭街。金城自幼聪明好学，13岁应童子试。因父患眼疾，难以经营，乃继承父业，弃学从商。先后开设“恒和”（见图）、“升和”和“均和”三个钱庄。金城为人勤谨诚信，很受同行的信任和敬重。他还经营“罗坤记”进出口商行，购销花纱布、苎麻、烟叶、茶叶、笋竹、黄酒等南北土特产杂货；开设“恒记”木行，业务远达上海、天津、营口、大连等口岸。他自备大型木帆船“金元和”与“银元和”号运输商品；开设“允孚”和“恒孚”两家当铺；在台江、仓山两地广置房地产业。
清光绪末年，金城初捐纳为户部郎中，后改官候选道加三品衔，又以子贵被封为荣禄大夫。他有八子一女，诸子中年后多进入仕途。他常告诫诸子，以勤政爱民为重，“汝辈不得以私废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金城参与组织创立“福建商务总会”，为第二任总理。他又是清政府度支部币制局顾问，南洋劝业会会长。
金城身体力行，热心公益事业。台江万商云集，同业子女入城就学诸多不便。他与同行商议集资筹建商立小学堂，自任董事长；民国初年，他又捐款5000银元给福州青年会建会馆。晚年，金城独资筹建“罗氏家祠”，编写《罗氏宗谱》。1915年溘然长逝。享年73岁。
罗勉侯是金城的第七子，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罗家祖业除“恒和”和“罗坤记”由其两兄分别经营管理外，余下统由勉侯负责。他还创办“云章”百货行、“永春”锯木行和“建春”茶行等，业绩颇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行“台伏票”。他倡议钱庄业同仁建立“行枰制度”和“钱商研究所”，并组织“福州金融维持会”等，在福州金融界和商界卓有建树，威望很高。1919年和1932年两度出任福州总商会主席、福州商会会长。勉侯爱国抗日，组织和推动商界人士声援和支持“五四”运动；在“台江事件”中，他以商会的名义发动商户罢市，声讨日本驻福州领事策划殴打福州市民和日舰入侵闽江口的挑衅；他积极参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斗争，实为商界的楷模；1922年复办福州总商会商立小学（1931年改称“福商小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组织商户疏散物资，慰问抗日军队等。翌年病逝于上海，寿71岁。
在福州开设钱庄最早的除罗氏家族外，还有闽北人在下杭街开设的“奭余”钱庄，暗示有200万元的雄厚资产。不久，崇安人朱积斋也在下杭路开设“裕大”钱庄，号称“朱百万”，都有一定的实力。清末民初，钱庄业兴盛时在福州达一百多家，并开展沪、港业务代理。1927年是钱庄业的黄金时代，下杭街的罗恒和、祥康、瑞泰和上杭街的泉裕、隆慎、宗吉、原坤、恒余、新隆等十多家较为著名。
自1927年国民党当局废止“台伏票”、限制大洋票发行额后，三十多家钱庄相继歇业。1934年，中央各银行在福州设立分支机构，限制钱庄的经营活动。翌年，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限令终止大洋票流通，各钱庄多处于歇业状态。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加强对私营钱庄的管理，加上1947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翌年，福州钱庄业全部停业。盛极一时的钱庄业从此销声匿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