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清廷被迫允许沿海五个口岸对外通商，福州是其中之一。
英国人强迫清朝开放福州是因为武夷茶贸易。大约在清代初年，一些猎奇的荷兰人在厦门购得武夷茶，将其运到欧洲，逐渐受到了欧洲人的欢迎。尤其是英国人爱上了武夷山生产的红茶，英国人下午喝一杯红茶加牛奶，已经成为习惯。多数英国贵族都会在客厅里备上一套产自景德镇的茶具，为客人泡一杯武夷山红茶，是一件最时髦的事。红茶在清初的中国也是新生事物，当时的中国人大多喝绿茶，绿茶清苦，外国人不喜欢。武夷山的和尚多为闽南籍，他们在制茶时，将茶叶拿去发酵，发酵过的茶叶没有青涩味，冲泡时呈现琥珀似的红色，香味扑鼻，很快引起一些文人学士的爱好，也引起了英国人的爱好，所以，英国人到中国买茶，一定要买武夷茶。清初英国人购买武夷茶，可到厦门和广州两个口岸。但到了清代中叶，乾隆皇帝下令对欧洲贸易集中于广州口岸，于是，厦门的闽南商人都汇集于广州做茶叶生意，垄断了对英国贸易，这就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多为福建人的原因。
广东行商对武夷茶贸易的垄断，造成茶价上涨。鸦片战争前的广州，50公斤中等红茶可售25银元的高价，英国人为了购买武夷茶，每年都要运到中国一千多万银元。在重商主义盛行的英国，人们将白银流失当作经济上的“失血”。因而，英国人一直盼望打破中国商人的垄断，争取多口岸购茶权。他们发现，福州位于闽江下游，与武夷山一水可通，若在福州口岸采购茶叶，比在广州采购武夷茶要节省许多运费。所以，英国商人一直盼望打开福州市场，压低茶价。鸦片战争发生后，英国人终于达到这一目的，迫使清廷答应开放福州口岸。不过，由于福州市民的抵制，英国人在福州口岸长期无所作为，一直到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局势才发生变化。其时，太平军已经进入江西，赣江上的船工纷纷加入太平军，武夷山通向广州的贸易通道被切断，英国商人无法购得武夷茶，闽北茶农也无法出售茶叶，人心惶惶。其时，美国花旗银行派人到福州采购武夷茶，获得大利。福建巡抚王懿德顺应民心，上奏朝廷，允许各国商人到福州购茶，于是，福州在1853年后，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茶市之一。英、美、法诸国商人采购茶叶，主要是在福州市场，这给福州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吕佺孙的《闽省征收运销茶税》一文说：“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蓗。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晚清的福州，海船码头已经转到马尾。但其批发贸易，一直是在南台。《申报》记载：“福州之南台地方，为省会精华之区，洋行茶行，密如栉比。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咸以来，操是术者，皆起家巨万。”在南台岛设置的洋行有：英国的裕昌洋行、协和洋行、卜内门洋行、颐中洋行、怡行洋行、天祥洋行、复兴洋行、太古洋行；美国的美孚洋行；日本的三井洋行、铃木洋行；德国的禅臣洋行、德士古的洋行、东亨洋行等等。洋行是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商号。当时的茶叶买卖实行预付制度，各国商人采购武夷茶，每年共支出1000万至2000万银元！当时清朝每年的全部税收也不过4000万银元左右，如此巨大的白银流入南台，又经南台商人之手带到闽北茶市，福建经济顿时繁荣起来，尤其是南台市区，成为国内最繁华的区域之一。其时，因战争的影响，江南及岭南的城市都遭到破坏，上海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福州的繁荣显得格外突出，清朝将全国最大的造船厂设于福州马尾港，也就不奇怪了。
尹继美《闽游纪略》提到：“南台，地为海舟泊处，百货妓女丛集。”李家瑞的《上钓龙台》：“八郡河山残照外，万家城郭暮烟中。”王式金咏福州：“只今山水多明秀，十万人家住画图。”百一居士的《壶天录》说：“闽省城南隅十里许曰南台，烟户繁盛，茶行鳞次，洋粤商人集贾于此，街道错综。有上杭街、下杭街、后洋里、田中街之名。皆闤闠崇宏，熙攘接踵”。均野《宿南台》一诗：“榕垣繁富纪南台，海错山珍一市开。十里长街人簇簇，乌山脚下渡关来。”李兆龄的《榕城竹枝词》：“香柑文旦与仁裁，道是新从下路来。晓起鱼虾腥满市，帆樯无数泊南台。”这些都说明晚清南台商业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