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面”乃妓女福州话之别称。明末清初，福州台江地区商业逐渐繁荣起来，沿苍霞洲之闽江，系通往闽江上下游重要航道，是上下游商品集散地，街市渐趋繁荣，旅社、茶馆、酒家、戏场应运而生，妓寮开始出现，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去省会南门十里，地曰洲边、湾里，皆水阁诸姬所居”。在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后，台江一带经济更是迅猛发展，中外官吏商贾云集，高级旅馆、饭馆、酒肆、百货等纷纷设立，与其同时风月场所也迅速更新换代。晚清徐珂的《清稗类钞》列专条介绍“福州之妓”称：“福州之妓，宣统末皆在南台，有四等，一二等为上，非有人为导，不得入门。与妓稍讅(同谉，熟悉)，即须请酒。请酒者，置酒以宴友也。友至，则各出银币五圆或三圆，曰压桌钱。客或便酌于其家，仅四肴，则酬以银币五圆，肴多酌加。酒罢留宿，别议资。别有所谓唱书堂者，客就而听之，则出银币二三圆以压桌，余与一二等之妓同。三四等之妓则劣矣，客所费至多为银币五圆”。
晚清诗人张际亮曾著《南浦秋波录》一书，专言榕垣南台（即台江）妓院之胜。近人邱炜萲《菽园赘谈》在“林蕉棣眉史”条中叙述：往南台选胜。至则歌院比邻，层台傍水，香巢小结，深巷垂杨。见夫陈设之华丽，梳掠之入时，举止之大方，应酬之温雅，未曾真个，已觉魂销……每谓南台乐户，排场略逊于申江。这时的台江妓院已不复当年的“吴下阿蒙”了，甚至敢与“花都”上海比肩。据《台江区志》记载：“区内妓院集中于田垱(今中平路)及附近蓝蔚石(今正义路)、洲边、保甲弄、牛弓街、河墘街一带。民国21年，有一等妓院7家、二等5家、三等66家。民国37年有妓院103家，另有私娼164人。国民政府继续征收‘花捐税’，妓院纳税即可‘开业’，妓女接客胸前要佩带‘桃花图案’证章。妓院成为政府官吏、军宪警特、富商巨贾、纨绔子弟，地痞流氓寻欢作乐场所”。
从前狎妓乃许多名士诗人之雅兴，福州的士子与青楼也有着不解之缘。明谢肇淛撰《小草斋诗话》，记述福清人林春元桀骜不羁，才情横溢，流连福州妓院，尝作《蛾眉篇》自述其意，凡数千言。又有《别妓诗》曰：“画桨夷犹锦缆回，美人东上凤凰台。朝朝梳洗临秋水，一路芙蓉不敢开”。曾译《茶花女》等的近代大翻译家林琴南身世寒微，尝自撰《冷红生传》述其“读书苍霞洲。洲左右皆妓寮，有庄氏者，色技绝一时，夤缘求见，生卒不许。”
福州有不少关于才子与雏伶妙妓动人悱恻的爱情故事，如林宛宛悲叹“生且娼，不如归，辱相爱，走相別”投水自尽的爱情悲剧等。最著名的当属清代福州文人魏秀仁（字魏子安）写了一部自叙式长篇抒情小说《花月痕》，此书是清朝继《红楼梦》之后的又一部长篇言情小说，是我国第一部以妓女为主要人物的长篇小说，写韩荷生、韦疾珠与青楼女子杜采秋、刘秋痕的爱情故事。书中的韩荷生才兼文武，屡见奇功，终得封侯，杜采秋也受一品夫人封典；韦疾珠则怀才不遇，穷困潦倒，落得个一病身亡，刘秋痕也自缢殉情。作者通过这一达一穷两对人物的描写，将其一腔孤愤寄于楮墨，其中韦、刘二人生死不渝的爱情描写尤为凄婉动人，刘秋痕虽堕娼门，但不甘沉沦，以死殉情，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少见的一位身遭侮辱损害而奋力抗争的光彩照人的青楼女子形象，该书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版的《茶花女》，书中烟花女子杜采秋写给韩荷生的诗云：“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岂是拈花难解脱，可怜飞絮太飘零。香巢乍结鸳鸯社，新句犹书翡翠屏。不为别离已肠断，泪痕也满旧衫青。”其才情丝毫不逊于林黛玉，恐怕现在的才女也不及其有才华。此外，此书还有主张激浊扬清，刷新政治，包括“大开海禁”、“废科举”等惊世骇俗之论，在近代小说中较早表现出变革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