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华龙
陈经邦，字公望，号肃庵，明嘉靖十六年（1537）生于福建莆田的仕宦之家。他以精明能干、公正廉洁的品行深得世宗赞赏。隆庆元年（1567），授翰林院编修，旋即被任命为东宫太子朱翊钧的讲读官，开启了帝师生涯。
万历元年（1573），神宗即位，陈经邦日侍左右，讲授经义。他学识渊博、讲解明晰，神宗常“凝神听之”，对其优礼有加。万历十一年（1583）六月，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正式成为庶吉士叶向高的馆师。
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政治与文化星空中，叶向高与陈经邦的师生情缘如同一缕温润的光，跨越朝堂与林下，交织出一段跨越三十余载的知遇佳话。他们的故事，既蕴含着传统士大夫的师道传承，亦折射出晚明复杂的政治生态与文人情怀，在历史的脉络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万历十一年（1583），25岁的叶向高以福建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彼时，担任詹事府掌事的陈经邦成为他的馆师。尽管师徒相处仅四个月，陈经邦便升任礼部尚书，但这段短暂的师生缘，却成为叶向高官场生涯的重要启蒙。
陈经邦对这位福建同乡门生颇为器重，悉心传授馆阁技艺与为官之道。叶向高后来在《陈尚书疏议序》中回忆：“某少尝受业于公，公方以文章魁海内，一时馆阁后进，靡不望风承响。”他尤其钦佩陈经邦“词章华赡”的才学与“温夷冲粹”的品格，视其为仕途引路人。
万历四十四年（1616），叶向高与李廷机同任内阁辅臣，他感慨道：“余与李公（廷机）同出肃庵公门下，今并登政府，光耀师门，公若有知，其亦慰矣。”这种对师门荣光的珍视，体现了传统士大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伦理观念。
陈经邦归乡后，叶向高常年宦游，二人虽聚少离多，情谊却未曾断绝。万历三十二年（1604），叶向高因“妖书案”回乡闲居，途经莆田时，本欲拜访阔别二十余年的恩师，却因陈经邦“正在病中不宜远行”而作罢。他在《游九鲤湖记》中详细记载了这段矛盾的心路：“路经莆田，念与馆师陈肃庵公别二十余年，欲一造谒，而公方卧病，不果往。徘徊久之，竟不能决。”字里行间，尽显对恩师的孺慕与尊重。
万历四十三年（1615），陈经邦病逝，叶向高虽已致仕归里，仍亲书神道碑，落款“门生福清叶向高书”，以表追思。三年后，他又在为陈经邦文集所作序言中，深情追忆：“公之立朝也，以文章结主知，以谠言持国是，其退而居乡也，以恬退养高节，以德泽润桑梓。某虽不敏，然受公之教，其敢一日忘之？”
陈经邦与叶向高的师生之谊，不仅限于官场提携，更蕴含着文化精神的传承。陈经邦的诗文“典丽浑深”，对叶向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叶向高的文集《苍霞草》中，可见陈经邦文风的影子；在政治理念上，陈经邦“责难陈善”的直言精神，亦为叶向高所继承。叶向高任首辅期间，面对神宗怠政、党争纷起的局面，屡次直言上疏，力主立储、整肃吏治，虽屡遭挫折而不改其志，与陈经邦当年“以谠言持国是”的风骨遥相呼应。
二人对九鲤湖文化亦有相似情结。陈经邦早年曾在九鲤湖乞梦，得“官拜盖露亭且止”之谶，最终应梦致仕；叶向高多次游历九鲤湖，留下《游九鲤湖记》等名篇，其仕途起伏间的精神寄托，与恩师的人生选择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从朝堂上的授业指引，到林下岁月的彼此牵挂，叶向高与陈经邦的师生情缘，是晚明士大夫关系的典型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