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口“奉宪永禁溺女”碑立于妈祖码头德星楼下。“奉宪”，“奉”—奉行，“宪”—法令——史书《史记·三王世家》《汉书·景帝纪》均有此说。史载，顺治帝即位初就下了禁溺女婴旨。乾隆二十四年更是明令“永戒溺女恶习”，并加以法律解释：“倘不遵禁令，仍有溺女者，许邻佑亲族人等首报，将溺女之人照故杀子孙律治罪。”因此，这“奉宪永禁溺女”碑，是首倡者遵依清朝有关法令而置。
《三山志》载：“元丰二年（1079年）十月，……移（闽县）南台巡检一员于辜岭，以七十人为额，管认福州永泰县、兴化军兴化县地分巡警。”《永福县志》（万历版）载：“巡检司，宋建于辜岭，是名辜岭寨。元至元（1264—1294）间，移之漈门。国朝景泰四年（1453），巡检陈善安请移于县西之嵩口。”《永泰县志》（民国版）载：“旧志在嵩口。道光通志：‘宋元丰二年，置巡检于辜岭。元至正间移漈门。明初，始移嵩口。’故旧志《职官门》：‘宋、元称辜岭寨巡检，明、清称漈门巡检。’……民国元年裁，以署为南镇自治会所，今荒。”
从史料记载可知：巡检设于宋代，初在辜岭，元移漈门，明清转嵩口，1912年废止，历名“辜岭巡检”、“漈门巡检”。“巡检”，官方书作“巡检司”。
巡检司扬名从漈门发端。漈门巡检司赢得的“铁印直行”的不朽美誉，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相传：明朝正德皇帝，南巡途历漈门，洞悉巡检清正廉洁、躬耕自给、勤政安民，遂赐铁印，自此，巡检司公文，不经州府可直达御前。“铁印直行”典故，虽缺文字记载，然远近广为传颂，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无上荣光的皇家恩泽令人钦敬，还在于巡检官一心为民、率先垂范的美德所培育的“漈门精神”深入人心。
巡检司移迁嵩口后，巡检官们把“漈门精神”光大为“嵩口精神”。巡检官中以陆元熙为要。《永泰县志·循吏传》记载说：“陆元熙，号慎庵，浙之杭州人。同治（1862—1874）初官漈门巡检。性廉介，鸩视势利，卓然有激浊之志。剔污弊，罢冗费，抑靡度，口不兼旨，体不重帛。约老幼士庶于乡，月谕而旬劝之。服义敦行者奖，不率者警。嵩俗喜溺女，创‘拯婴局’，存活甚众。尝自言云：‘一段真精神，真命脉，流行贯注于半通之绶者，为荫此一方民计耳’。居官十余年，行李不能易敝箧。舆论称之。”
县志寥寥一段文字，记述了陆元熙并不平凡的为官之道。老家在杭州的陆元熙，同治年间来嵩口任巡检，清廉耿介，蔑视权贵，去贪节流，反奢倡俭，不求美食，不着锦衣；立志革除积弊，月旬劝告乡里各界，穿着得其所宜，赏罚严明。嵩口有溺女婴歪俗，他设拯婴局，挽救众多无辜生命。他做了十几年的官，还在用陈旧的小行李箱。“我的精气元神、生命血脉全部投入到卑职之中，以荫护嵩口民生”是他的座右铭。
还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年间在任的另两位巡检官。一是桂林人蒋炳烜，他承继了陆元熙的公益事业，“‘拯婴局’，无米之炊，灶隅啜泣久矣。蒋为置产业，资挹注以期久远。”二是绍兴人李慕荆，他擅于公平公正地治理社会，“悉心造士，公余考课，严规优赏，详校而精别之。”
巡检官克己奉公、和谐社会的善行锻造了“嵩口精神”，其优秀品格深孚众望，嵩民因而爱称“漈门巡检司”为“嵩口巡检司”，简称“嵩口司”。“嵩口司”文化是不可多得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是嵩口的骄傲，也是片区人民的骄傲。
今天，我们敬畏地追寻先人的足迹，或者可以大胆地推论：“永禁溺女”丰碑属“嵩口司”铸就！巡检职守治安，官从九品，无行政裁量权，立碑不能领衔，这也是“永禁溺女碑”无落款的缘由。但“嵩口司”自律、清廉、无私、爱民，巡检官陆元熙，廉俭、恶利、善德、清明，造福一方；“皇帝赐印”的美好传说则正寄托了人们对巡检官的爱戴之情。此乃“永禁溺女碑”虽无“官身”之名而能完好地流存于世的根源所在。
先民受农耕经济的制约，重男轻女观念由来已久，清初左都御史魏裔介曾上疏说福建、江西诸省“甚多溺女之风”。“嵩口司”在当时能力排众议、摒除陋习而办拯婴局，设禁溺碑，可谓果敢担当，功德无量。
明清时期的嵩口，商品经济发达，为邻近五县商品集散地；“永禁溺女碑”矗于码头显要之处，可见陆元熙为官一任，福被百姓的用心良苦。“拯婴局”的拯婴创举逐渐被社会普遍接受，促成传统并延续到解放初期。而观念的转变，风气的扭转，有助于家庭温馨重建、乡间谐和重构，有力地保障了嵩口片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文传承。
嵩口“永禁溺女碑”，碑小义大，不仅折射出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还是仁政爱民的光辉典范；其蕴含的廉政、仁民的治政理念，超越了时空和地域，具有了永恒的历史价值。这段史话也道出了岁月印证的为官真谛，给今人以启迪：官不在大，有政可歌；阶不在高，有绩可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