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八大家大名如雷贯耳，但以我的偏见，相对于其他七人，曾巩，也就是曾南丰先生，在今人的心目中大概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不过换个角度看，对于福州来说，他应该是八大家中最有存在感的。一来他当过福州最高行政长官知州；二来他为福州写下名垂青史的《道山亭记》。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九月，程师孟任福州知州；熙宁三年（1070）六月，调任广州知州。此后福州知州更替过好几任，其中就有曾巩。元丰二年（1079），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州曾巩，应已调任越州知州的程师孟之请，欣然而作《道山亭记》。
道山亭是程公在福州任内所建的，也是曾巩自己熟悉的，看来程公出了个送分题。但乌山只是弹丸之地，其亭亦无鬼斧神工可夸，怎么写呢？一切景语皆情语，景语若不能超凡，就必须倒逼情语脱俗，否则送分题就变成送命题了。
南丰先生拢了拢宽大的袍袖，撇开道山亭，视线从天而落，以文笔作画笔，工笔描绘一幅闽地行旅图。这里自周秦以来，就是交通大梗塞之所。山头相连，莽莽苍苍，中间散落几块平地，小则为县，大则为州。山路细小崎岖，爬个山坡像是在攀援粗绳子；有的路像是一丝头发垂挂在山崖之上；有的路从深险难测的溪流缝隙间蜿蜒而出，行走须防道旁尖利的石块。水从高处奔流而下，水中岩石交错，如树林若兵戈，千里不见首尾。夹缝中的水路，如蚯蚓盘结，如虫蛀刀刻，漩涡如轮，激流如矢。行船须得趁时顺势，一不留神就会船破人溺。
南丰先生缓了缓口气，笔锋一转。福州地属闽中，是闽地最大的平原，南拥闽江，东出大海。城池内外水陆通达，路旁沟渠可以直通大海，载人运货的船只日夜停泊在家门口。山上多巨木，城里多巧匠，人们最爱盖房子。城里三山鼎足而立，沿山望去，庙宇道观多达数十上百处，宏伟奇异之状，已经到了人力的极致了。
现在，该点题了。南丰先生写道，程公在掌管福州政务之余，特地在这乌山顶上修了个亭子。坐亭四顾，可饱览山水之胜景、城池之宏大、宫室之繁华。程公认为，这里地处江海之上，登临览胜，可以和道家所说的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灜州相媲美，所以就给亭子起名“道山亭”。
南丰先生最后升华主题：程公来此险远之地做官，巧妙利用山形地势建造亭阁，寄托耳目之娱，超脱尘俗之外，他的心志是多么高远超迈啊！不仅如此，程公治理城市也颇有建树。他“既新其城，又新其学”，市政建设与文化建设两手抓、两手硬，所以很快就调任升官了。
文似看山不喜平。一篇《道山亭记》，就是这么斗折蛇行，烘云托月。闽地险远是铺垫，衬托程公心胸之旷达；百姓安乐亦是铺垫，衬托程公治城之功绩。六七百字的篇幅，伏笔照应摇曳生姿，宛如在小小盆景上展现出伏延千里的山川气概。文学史作证，南丰先生这篇命题作文喜登优胜榜。
道山亭原始的模样，已经不可考了。《道山亭记》镌入石碑，立于亭侧。石碑初立，即为名胜，世称曾碑，直到元末仍有文献记载。后亭圮碑没，明万历年间重建道山亭，清道光年间又重建，但均与曾碑无涉。目前乌山上的八角形道山亭是1955年重建的，2008年修饰一新，并在亭北面坡下重立《道山亭记》碑。
抚摸石碑，白亮的花岗岩在春日的阳光下泛着暖意，碑文为颜体楷书，端庄、遒劲、古朴。然而，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它太年轻太单薄了，难以承载近千年岁月的倾诉。
屈指算来，原版曾碑存世约三百年，读碑者想必夥矣。但最著名的读碑感慨，反倒是感慨读碑者太少了。南宋后期，词人刘克庄仕于福州，作《道山亭》诗叹道：“绝顶烟开霁色新，万家台观密如鳞。城中楚楚银袍子，来读曾碑有几人？”确实，道山之上，亭台宏伟壮丽，庙观香火旺盛，城中富贵之人流连优游，他们何必在意那篇百年前的古文呢？不过也难怪，世易时移，情随事迁，曾碑寂寞本在情理之中，克庄先生大可不必伤感惆怅。
我读曾碑，对于开篇的行路难之慨叹已经无感；对于卒章显其志的褒扬程公之词，也失去了兴趣；唯独对于刻画黎民生活场景的中间段落，玩味再三，感慨系之。
读碑而未必见碑，未读碑而未必不寓碑中意。游人三五成群，漫步而过，对身旁的曾碑视而不见。男男女女，留几声轻笑，落几句低语，风中隐隐约约飘过樱花、桃花、白玉兰的香气。这样的气息，带着朴素的快乐，与生活的本质息息相通。这样的气息，何尝不是南丰先生在宁波援笔作文揣想中的本意？
我读曾碑，在簇新的石碑前伫立良久，似乎要看穿碑后的山土。我想破解那千百年岁月的谜题，直抵那大荒之山无稽之崖，凭吊那湮灭于历史烟尘之中的曾碑。那，才是我固执地守候在心中的“真碑”。
